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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自我学术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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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的史学研究,有三个领域:一是中国社会史(周到隋唐),二是汉唐佛教寺院经济,三是汉唐兵制。用力最多的是中国社会史。寺院经济是属于社会经济史的范围;我研究兵制,也是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1995年12月我去台湾,在台湾清华大学应人文社会学院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之邀为研究生作了几次中国文化的演讲,讲后出版了一本《中国文化六讲》小书。研究室负责人张永堂教授为本书写的《序》,对书和作者作了如下评述:“何先生治史深受胡适、傅斯年、陶希圣、钱穆等人的影响,因此他颇能把握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观点,以思考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相关问题。这是何教授治史的特点,也是本书的特点。”1995年去台湾时,和永堂教授还是新交,但他的评语,可谓知人知心。我治中国思想文化史、寺院史乃至兵制史,都是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观点来进行思考的。中国社会史是我的学术之根。 二 史学界的同志们都知道我是认为魏晋之际(现在我喜欢用汉魏之际)中国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我这认识是30年代形成的。 1934-1936年,我发表了多篇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社会经济的文章,主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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