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我与汉唐史研究
| | 1956年，我在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历史研究所工作，至今已是四十余年了。
入大学前，我是一名老师。原因是1948年在长沙读完高中，暑期参加了高考。当收到北平二所高校录取通知时，我正患疟疾未能入学。愈后便在家乡教小学，随后转教初中。1952年，上级通知调我去益阳市教高中。自己高中毕业去教高中，我无此胆量。领导便决定调我升大学，由此得以顺利地进入武汉大学学习。
建国初期，大学里同样政治运动多，四年内有一年半基本没有上课。外语系以外诸系学生按规定一律学俄语，我因中学生时英语稍有基础，申请参加外语系学英语，经特批允许。但不及二周，同班不少同学不想学俄语，议论多，说班干部不应有例外。于是我也只好改为随班学俄语，往后实践表明，这一步我是完全走错了。
大学一年级。唐长孺先生教中国古代史基础课，所讲内容较深，说话方言又重，教学不很吸引人。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高中历史阅读论文，吴于厪先生主讲世界上古史，口才好，逻辑思维强，教学很受欢迎。1955年，唐先生的高中历史阅读论文专著出版，我通过学习，从中获益多，印象大为改观。
建国初期教材缺乏，同学中广为流传的口头禅“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背（诵）笔记，考试默（写）笔记”，我不习惯此道。姚薇元先生教隋唐史，上课逾二月，我仅记了几行字，姚先生大怒，批评我身为班干部，太不像话，罚我站了一课时。还是这位姚先生，后来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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