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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子贵母死制度研究的构思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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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林春秋》主编张世林先生约我写一篇“我与……”的回顾文章，我答应过，但又没有写成。我反复道歉，并且已婉辞了。最近，该书第二编一校已过，主编旧话重提，要求我还是补写一篇，态度甚为恳切，我只好又勉强答应了。
主编早为我安排了题目，无非是想让我写自己比较熟悉的问题。我想这类问题，有兴趣的同行都已了解，无烦再说什么，于是就自作主张，改成现在这个样子。这实际上不是总结什么研究成果，而是汇报古史界一个“古稀”老兵近年涉足新领域进行探索的一点心得。按新的词汇说，也许这可叫做专业方面的一段“心路历程”吧！
我为什么会到拓跋史领域里来探头探脑呢？从远处说，将近四十年前，在翦伯赞先生领导下为《中国史纲要》撰写秦汉史纲要和魏晋南北朝史纲要两部分时，把过去积累的教材重新整理、查证、订补、加工，感到所写成的这八百年历史书中最为薄弱的部分，无过于东汉和北魏。这些都是延续一二百年的重要王朝，本不应没有像样的内容可写。可是，一来是史学界对此两朝的研究成果确实较少，二来是我自己根抵浅，没能进入这两段历史的深层领域进行探索。我知道，中国通史中还有相当多的段落，相当多的方面，存在类似情况，等待史学界同人一代一代接力去填补充实。填补充实的根本办法，不能是在原有研究基础上一遍又一遍地去改编通史，只能是有针对性地多做专题研究，逐渐积累成果。在撰写上述《纲要》时我曾萌发“人弃我取”的想法，把历代史家弃置的北魏历史（均田、士族、府兵等少数热点题目历来重视者多，不在此列）捡拾起来，作一番努力，看能不能起一点填补历史空白的作用。但时过境迁，二十多年中在这方面却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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