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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的“市”：制度、行为与观念——兼论研究中国古史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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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若干年，“市”成为古史，特别是社会经济史关注的热点，成果甚丰[1]。这种状况与时下急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有明显的关联。至于研究的深入程度具体到各个断代则不均衡。秦汉、唐、两宋及明清向受青睐，南朝也不时有文章论及，北朝（386-618年）则相对寥落。这种冷落亦事出有因，在一些学者看来，北朝盛行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萧条衰退，“市”自然不被重视。而一些治社会经济史或北朝史的学者则认为北魏孝文帝改革后北方商业日见活跃，若干都市亦颇繁荣，尽管各人对商业发展水平估价尚不一致[2]。出现两种不同见解应与学者所持的立场、论题密切相关，这里不能深论。
美国学者施坚雅（William Skinner）基于他提出的“中心地理论”，否认“自然经济说”，认为历史上中国农民的活动方式有一种周期循环的趋势，当外部形势有利时，农民就积极参与到市场体系里。到了动乱时期，农民就逐渐回撤，最后会取消与外界的接触，以至一个村子完全与外界隔离[3]。许倬云对汉代农业的分析证实了施氏的见解[4]。上述关于北朝“市”的两种观点看似矛盾，也许是截取同一过程的不同侧面、不同阶段所致。
许倬云的研究着力考察了汉代农民生计与市场的关系。截至目前，北朝的相关研究远未深入到百姓生活中，揭示出其与“市”的关系。即便关注“市”也只限于列举若干都市如洛阳、长安、邺城等，泛论商业发展，未旁及一般城镇的“市”；而且大多从经济史角度立论，极少注意“市”的非经济侧面。殊不知，古代的市，特别是集中市制时期，在买卖物品之外尚承担其他职能。这一点倒是若干日本学者有所分析，虽然他们也很少留心北朝的市[5]。此外，市制与市内的买卖活动向为学人讨论的重点，当时人们对市的思考却被划为思想史的领地，不幸的是思想史家对此极少措意，使得我们笔下的“市”成了徒具制度、行为的躯壳，割裂了与市有关的思想与行为、制度间的内在联系。这些不足都有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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