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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論表狀箋啓書儀文集與晚唐五代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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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唐五代表狀箋啓書儀文集雖淵源有漸，但其發展深受政治影響。唐前期朝廷以“王言之制”爲重，表狀製作基本與王言合爲一體。開、天中隨着邊境戰爭的拓展，表狀箋啓製作逐漸顯示其獨立性，並在安史之亂藩鎮割據形成後，作爲應付諸種政治關係的藩鎮掌記文學而興盛發達。文章的重心始從朝命所頒的詔制過渡到爲藩鎮傳旨達意的表狀箋啓，致使相關專集不斷出現，且與中朝制誥表狀集形成並駕齊驅的局面。晚唐五代藩鎮動亂與軍閥混戰，使這一文學與政治的結合空前密切，“箋表”體裁的製作及相關掌記人才應運而生，畸形發展，造就了晚唐五代表狀書儀文集高度繁榮和輝煌的形勢，體現了時代大變動之下的一種新文化。
[關鍵字]：表狀箋啓書儀文集 掌記文學 藩鎮政治 新文化
敦煌文獻中保存的唐五代書儀門類品種甚多。就其大類而言之，除了著名的朋友書儀與綜合性的吉凶書儀外，還有周一良先生在《敦煌寫本書儀考》之一、之二中業已指出並作過研究的“表狀箋啓類書儀”[1]。此類書儀大體屬於官場中公私往來的文牘範疇，因其多用官文書形式而被命名。近年出版趙和平《敦煌表狀箋啓書儀輯校》一書錄有此類書儀如《甘棠集》、《記室備要》、《新集雜別紙》、《刺史書儀》、《縣令書儀》、《靈武節度使表狀集》、《靈武節度使書狀集》及歸義軍時期表狀集、雜謝賀語（以上均用原名或趙書暫定名）等計三十餘種[2]，時間多在晚唐五代，內容極其豐富。書作者對其文獻歷史價值均有相應的說明。與此類書儀産生問題有關，戴偉華《唐代使府與文學研究》一書[3]，也專辟“表狀文”一節，對於唐後期表狀箋啓類文體的流行及其作爲藩鎮使府文學的性質、作用作了介紹。不久前筆者在前人研究基礎上，作《敦煌表狀箋啓書儀探源》一文[4]，就此類書儀文集發展興盛的過程進行探討，並鈎稽文獻目錄記載的此類書儀文集百有餘部。鑒於表狀箋啓及相關書儀文集作爲某種文學形式的傳播與唐五代社會政治有着十分密切的關係，故筆者擬對此再加闡述，以期爲文體與書儀文集內容形式的變化提供更多的背景材料和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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