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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应及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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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无须论证，关于1950-60年代的中苏关系，无论是在国际政治学，还是在历史学领域，都是最受各国学者重视的研究课题之一。早在1960年代中期，即中苏同盟最终瓦解之前，西方的政治学家已经对此著书立说了。[1]在此后的20年间，历史学家如滚雪球般加入了中苏关系的研究行列。[2]19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和俄国档案的解密并作为史料摆上历史学家的案头，中苏关系史再次成为国际史学界研究的热点。特别是经过1996年1月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与香港大学举办的“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会议，1997年10月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当代中国研究所和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联合举办的“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会议，各国学者之间的充分交流，学者与中苏双方当事人的直接对话，双边乃至多边档案的综合利用——所有这些新的形式和内容，把中苏关系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潮，一批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3]
在中苏关系史研究中，关于中苏分裂的过程及原因，特别受到学者的关注，有关的讨论和分析层出不穷。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深层原因，学者们从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意识形态，乃至领袖个性，进行了探讨。[4]另一个是中苏关系破裂的具体过程，即由于哪些因素、情况、事件的接替或同时出现，并形成一连串的因果关系，终于使中苏分裂成为不可挽回的事实。[5]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人们关心较多的事件，如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第二次台海危机、苏联拒绝提供原子弹样品、中印边界冲突、古巴导弹危机等，基本上都属于中苏在对外方针和政策方面的分歧，或涉及双方的主权和利益冲突。而讨论中苏各自的国内政策，并由此影响双边关系的论著，尚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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