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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建国与回鹘文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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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契丹是我国的一个古代民族，曾经建立辽朝（916-1125）。最迟在北魏初年，契丹之名已见于文献记载[1]。最早为契丹立传的是《魏书》，传云：“契丹国，在库莫奚东，异种同类，俱窜于松漠之间。登国中，国军大破之，遂逃迸，与库莫奚分背。经数十年，稍滋蔓，有部落，于和龙之北数百里，多为寇盗。”[2]北魏破奚、契丹事，据《魏书·库莫奚传》在太祖拓跋珪登国三年（388）[3]。当时所谓契丹国，只是史书记载不同部族或地域的一种说法，并非真的建立起了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体制。契丹建立国家已是其见于史料记载五百多年以后，即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上尊号曰大圣大明天皇帝，后曰应天大明地皇后，大赦，建元神册”[4]，废除契丹可汗的选举制，确立皇权世袭制，正式建立起专制主义的国家。
契丹族活跃于历史舞台五百余年才正式建立国家，这在古代北方民族史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我国古代北方活跃过许多民族，少数得以建国者大都是乍起乍兴，如匈奴、突厥、女真等；更多的是未能建国，作为部族群体活动一段时期便从历史上消失，并入或融合进其他民族或国家中去了。契丹作为部族群体活动了五百余年而没有泯灭，其间屡仆屡起，几经辗转演变，最后竟然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这一现象堪称奇迹，值得研究。有关契丹长期发展的历史，前人做过许多工作，其中不乏有真知灼见的学术成果[5]。社会发展史理论长期为我国学界奉为圭臬，因而很多学者都探讨过契丹社会发展的内部原因[6]。至于契丹勃兴的外部条件，日本学者松井等认为，契丹长期受到周围强大民族的压力，直到晚唐时期，由于草原上的回鹘汗国崩溃，唐朝也因藩乱民变而精疲力尽，这才给了契丹崛兴的机会[7]。然而，除了这些客观原因和条件之外，历史发展主观力量的变化也是非常重要的，有时甚至是起决定性的革命作用的因素。换言之，耶律阿保机凭什么能够超越前人，变革传统，化家为国，从而成为契丹人的民族英雄，这些也有必要作些研究。从这个视角观察，我发现在阿保机建立国家过程和契丹国家生活中都有回鹘文化因素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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