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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顾维钧说到“弱国无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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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唐德刚教授认为,中国自有外交以来,出现过两个半外交家。李鸿章、周恩来算那两个,顾维钧则算半个。本人以为不然,顾维钧应该算一个,而那两位各算半个。 唐教授评论的理由是因为顾维钧未曾有过决策权,而他认为李、周都有过决策权。其实这个理由并不成立。无论李鸿章或者周恩来,都必须听命于一人,他们从来不敢违抗此一人的任何旨意,所谓决策权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与之相反,顾维钧却行使过决策权,在巴黎和会上他和陆徵祥就决定不理会北京政府的命令,自行决定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 1919年5月20日,北京政府电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对于此项草约,大体应行签字,惟山东问题应声明另行保留,以为挽救地步”。当保留签字的要求被拒绝之后,北京政府24日训令:“如保留实难办到,只能签字。”但顾维钧在因病住院的陆徵祥支持下,违抗北京政府训令,拒绝出席6月28日对德和约签字仪式,完成中国近代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壮举。无论李鸿章或者周恩来都不曾有过这样的魄力和勇气,因而也从未实现过类似的壮举,于是只能留下“违心地”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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