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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特征——兼论武汉早期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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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近几个世纪的现代化是一个多侧面、全方位的社会转型过程。它包括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和观念领域的理性化等内涵，而它们之间又交融互摄、彼此渗透，呈现出一种多元一体的共生互动状态。19世纪中叶以降的百余年间，中国演绎着“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坎坷历程，经历了现代转型从迂回迟缓期到快速急进期的变化。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具有区别于“早发内生型现代化”的一系列特征。
其一，由于中国现代转型是在巨大的外部压力下启动的，西方殖民主义的军事威胁使中国面临旷古未遇的国防危机，故中国早期现代化首先是对这种危局的防御性反应。如果说，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的工业化，是从较易实现原始积累、赢得利润的轻工业起步的，那么，中国的工业化努力则开端于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兴建的第一批现代化工厂，如1865年李鸿章设于南京的“金陵机器制造局”、1865年李鸿章设于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1866年左宗棠设于福州的“马尾船政局”、1876年崇厚设于天津的“北洋机器制造局”等，莫不是制造枪炮、弹药、舰船的军工厂。武汉的早期现代化机器工业也全然是这种“兵工洋务”的产物，如19世纪90年代张之洞在武汉建立的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等，便主要是为“强兵”而设。湖北枪炮厂自不待言，张之洞设铁厂也是出于这种认识：“今日之铁，明日之械”，“今日之铁，明日之轨”（铁轨，指芦汉铁路，而修此铁路的主要目的又是运兵）。后来建立的“纱布丝麻四局”等轻纺工业，虽号称“求富”，但其利润也主要用于填补铁厂、兵工厂的巨大财政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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