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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唐初“文学馆”现象之形成原因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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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书载：“武德四年，太宗为天策上将军，寇乱稍平，乃乡儒，宫城西作文学馆，收聘贤才，於是下教，……每暇日，访以政事，讨论坟籍，榷略前载，……方是时，在选中者，天下所慕向，谓之登瀛洲。”(1) 由此可见，“文学馆”作为一个非官方的藩王的訾议机构，在其成立之日是何等轰动！而仅以“锐意经籍” (2) 为由竟能使满朝士大夫以得此“文学馆学士”闲散之职为自豪，谓之“登瀛洲”？从此当中可见“文学馆”成立之目的，创建之背景显然不能简单地通过史书的几句话就能解释得通的。事实上，“文学馆”在当时的成立，“文学馆”十八学士在当时社会大环境下的产生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原因，而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激烈斗争导致最后“昙花一现”的“文学馆”亦对李世民的一生及其开创的“贞观之治”，乃至整个唐朝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段初唐历史就因为有这么一个闪光点而显得更加光彩耀目。
众所周知，作为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的用人艺术不可谓不登峰造极，而正是这非凡的用人艺术为“文学馆”的出现培植了一块极其肥沃的土壤，众多被后人喻为“良相”的文士就在这块土壤上得以成长与发展。可见“文学馆”的出现与唐太宗用人之术的运用有着必然的联系。在这种必然联系的形成过程中，隋朝用人政策失误给李世民的反面经验与当时战争现实提供的成熟的用人机遇又成为李世民用人之术发展与完善的最主要的催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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