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近代中国政治变迁中的权力聚散
|
| |
现代化的变迁与抗拒，是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百年中国历史的主题，这已成为目下学术界公认的不争事实。现代化的发展有其阶段性的一般法则，美国比较现代化学者布莱克曾概括为现代性的挑战、现代化领导的稳固、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和社会整合四个阶段。
更概括地说，我们可以将布氏的四个阶段分为前后相续的两大历史段落，第一，在回应现代化挑战的基础上重建政治共同体，第二，实现以经济起飞为动力的文明结构转型。近代中国始终处于现代化发展的前期：外部世界的挑战出现了，社会内部的现代化因子和集团也在集聚，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于实现从传统领袖向现代领袖的权力转移，重新平衡社会资源配置，建立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高效率的、开放的政治共同体。这样，政治发展就成为近代中国现代化变迁的核心问题。
一个国家的政治遗产往往决定了其现代化政治变迁的不同道路。亨廷顿认为：有两种传统的政治体制，即官僚帝国制与封建等级制：“在一个官僚政体中，权力已经集中，而这一政体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官僚机构来推行现代化的改革。在封建制或其他权力分散的政体中，革新政策的先决条件是必须集权”。如果说西欧、日本属于封建等级制的话，那么传统中国就是官僚帝国政体的典型代表。从表面看来，在历史上继承下来的一整套科层化的官僚制度和中央集权体系，只要实行功能的转换，重建现代化取向，似乎就能现成地用来推进现代化改革。然而，历史并非那么逻辑地演绎。相反，当封建化的日本迅速对西方作出反应，建立以天皇为合法象征的明治维新政府时，中国的官僚帝国上层却迟迟不愿走出任何推进现代化，的实际步骤。“在中国，儒家的价值观和态度阻碍了政治精英转向改革事实，而一旦他们愿意时，权威的集中化又会妨碍和平地同化因现代化而产生的社会集团。”(亨廷顿)
|
|
|
|
|
|
|
|
|
| 广告载入中... |
| 广告载入中... |
| 广告载入中... |
|
|
|
|
|
教育论文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