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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从援越抗法到争取印度支那和平的政策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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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国后几乎立刻就被卷入到两场大规模的境外战争当中去了。一场是发生在中国东北部疆界之外的朝鲜战争，另一场则是发生在中国南部疆界之外的印度支那战争。这两场战争差不多同时演变成为中国抗美援朝战争和援越抗法战争，并非偶然，它们显然都与新中国自身的政治特性密切相关。如果说中国被迫以志愿军的形式直接参加朝鲜战争，并在事实上成为战争的主要承担者，还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归因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大举卷入，把战火燃烧到了鸭绿江边，严重威胁到了中国的国家安全，那么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充其量只是为了延续其一度丧失了的殖民统治，它并不构成对新中国安全的重大威胁，何以新中国政府仍旧给予了除了出兵以外的几乎一切形式的支援？[1]十分明显，无论是朝鲜战争也好，还是印度支那战争也好，促使新中国政府必欲给予高度关注和积极援助的，并不仅仅由于它们关系到新中国自身的安全问题。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胜利了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他们必须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
由于有了中国这个安全的大后方，由于有了中国的战争经验及其直接的军事和物资援助，越南独立同盟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就迅速由弱变强，扭转了战场形势，开始成为足以向法国殖民主义统治挑战的强大力量了。但就在双方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历史性转折之际，1954年一个日内瓦会议使越南和法国之间达成了划界停战的协议，数以万计的越南独立同盟的部队和干部不得不从越南南方以及老挝、柬埔寨撤往越南北方，原来设想中的解放全越南以及解放老挝、柬埔寨，建立革命的印度支那联邦的目标因此放弃了，越盟只得到了半个越南。而力主划界停战的，恰恰是始终积极支持着印度支那解放战争的新中国领导人。新中国的对外政策为什么会有如此重大而急遽的改变？近年来，一些亲历者和研究者已经就新中国政府向越盟派出军事顾问以及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和平努力等问题做出了一些说明，但对新中国政策转变的情况及其背景似乎尚欠系统和深入的探讨。[2]本文旨在结合新中国政策转变的经过就此做一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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