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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世事不胜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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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3月19日，晨光微曦，京城内外火光烛天，煤山（今景山公园内）左侧歪歪扭扭的古槐树（一说海棠树）上，静悄悄地悬着从皇宫走来的一对主奴。崇祯披发跣足自绝的情景，正象他遗书所说的，是要向世人宣告：大明三百年江山金瓯坠地，寿终而未能正寝。
冰山化于一旦，寒冻层积则已年长月久。一代新朝气象总似昙花，宿命般地迟早要走向衰微。早在嘉靖、万历花团锦簇的年月里，洞察世情而深陷于忧患的文化孤独者，心中已萌生一种难以言传的苦涩，敏感到末世将临。万历三十四年，汤显祖在答邹元标的书信中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治世人多于事，否则事多于人。世际竟未知何如也。”乱世二字几欲脱口而出，而“事多于人”四字深可玩味。凡乱世总起于道德沦丧，人心险恶，事端不已，怨仇相报。明亡的祸根，少说也在四、五十年前就种下了，甚至可远溯至百年之前。不待义军蜂起、清兵入关，它已然在人与人无尽的内耗中将生命力厮杀殆尽。文震孟之子文秉事后曾感慨道：“天乎，人乎，岂气运使然乎？”在中国，“气运”（或者叫“气数”）这个东西十分玄乎，却往往可以从诸多征兆里意会到一点。
友人赠我台湾林佩芬所写的“小说历史”《天问——明末春秋》。读后却勾起了我对明亡的许多感慨。乱世，正是乱世，人性所有侧面唯有此时才会奇异地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成就一幅难得的中国世态百像图。对此景象，史家一向感叹的是世道，而无端地将人性扭曲的感慨甩给小说家，若长此以往，怪不得要发生史学“社会认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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