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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激进－保守”模式的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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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史家许倬云先生3年前在一个小型学术座谈会上谈及梁启超,强调说: “像任公那样天赋超群的人,近百年来,恐怕难找了。 ”信哉斯言。梁启超既是身不由己和萍踪不定的政治活动家，又是复杂多变和内外有别的思想家，还是工有专门而著作等身的学者，我们作为后学,要想同他这样的高智商与复合型人物进行有效的对话,可谓难上加难。研究者的“准确把握” 、“全面评价”云云,即使不是自欺欺人,也是徒有豪语，无济于事。
毋庸讳言,前贤与吾辈都曾过于自信地满足于唯物史观中的某些简单信条,将阶级暴力普泛化和绝对化,以非常粗暴的方式,对许多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与人物进行简单化的处理,以为历史人物的言行不是进步就是落后,不是爱国就是卖国,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毫无协商的余地。近年来,虽然学界已越来越鄙弃这种简单的学术思维,也越来越不欣赏那种漫天飞舞的定性分析与功过评价,力求还史学的一份平实与宁静,不过,用“一分为二”似的思维定势来处理历史研究对象的做法,似乎并非中国学术界的专利。 近年来,从域外飞来的某些学术词汇中可知, 以非此即彼的对立词组作为主标题或理论模式来概述中国近代史的篇章亦非少见, “传统--现代”、“激进--保守” 等模式就是如此,对近人梁启超也不例外。不知这是否同欧美中心论的历史优越感与冷战时代所浸染的两极思维有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外来的“传统--现代”、“激进--保守” 等模式初看时不难给人以清新明快之感,但较之我国本土的“进步--落后”、“爱国--卖国”等模式,至少在方法论上如出一辙,都源于“一分为二”的两极思维定势,其结果只能是削足适履,或以偏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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