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戊戌前后思想资源的变化：以日本因素为例
| | 近代中国与日本的高中历史论文爱恨情结，使得任何有关这个问题的高中历史论文研究都难以下笔，而且不容易被平情看待，总觉得在字面之后，应该还有潜在的动机。这种情形当然不是全然子虚乌有，譬如一些杰出的汉学家就将他们的研究与日本对华的政策联系起来。内藤湖南与白鸟库吉是两个好例子。
内藤湖南的著作中曾表示，中国的问题太多，内部已经腐烂不堪，早已不再有自生自发、复兴自己的能力，因此必须借着日本的帮助或引导（甚至是武力介入），才可能使中国再生。内藤后来参加了满洲国，他的一生似乎体现了善意与扩张主义复杂的夹缠与掩饰。白鸟库吉与津田左右吉这两位学者倾向于贬损中国思想文化的价值。这样的作法仍然支持了日本的扩张主义。而以研究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历史著名的实藤惠秀，一度也有透过追索近代中国的日本因素来支持日本侵略的倾向1。在这里，我想尽可能（虽然不一定能做得到）摆脱这些偏见来探讨戊戌前后中国思想资源之变化与日本的关系。
以「思想资源」这一点来看，宽泛一点说来，清末民初已经进入「世界在中国」（郭颖颐语）的情形，西方及日本的思想知识资源大量涌入中国，逐步充填传统躯壳，或是处处与传统的思想资源相争持，最后取代传统思想的地位。
我们不能小看「思想资源」。每一个时代所凭借的思想资源都有或多或少的不同，人们靠着这些资源来思考、整理、构筑他们的生活世界，同时也用它们来诠释过去、设计现在、想象未来。人们受益于思想资源，同时也受限于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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