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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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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所周知，60年代是一个激进主义的年代。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从北京、纽约到巴黎，都能感受到它的影响。这一激进主义也反映在西方学术界。自那时以来，西方文化便开始为一股思潮所缠绕，其代表人物是极具批判性的福柯、德里达、布希亚等人，而他们的矛头则直指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文化。到了70年代，人们开始将这一思潮统称为“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或post-modernism）， 其影响力也开始触及学术文化的各个领域。受此影响，许多自文艺复兴以来被视为理所当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信条、信仰和概念开始为人所怀疑。
到了目前，这一趋势似乎呈现一种淡化的趋势，有人甚至开始讨论所谓“后后现代”。（注：举例来说，美国华裔哲学家成中英在最近的《文化中国》上，就谈到了新儒学与“后后现代”之间对话的问题。见成中英、梁燕城：《中国哲学的后现代建构——有关后后现代与本体诠释学的对话》，第五卷第1期（1998、3），第4—15页。 ）但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潮的退却，正好表现出它的一些思想概念，已经开始潜移默化，逐渐在人们的态度（包括对待治学与生活）上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从“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学术界的蔓延来看，也有一个过程，开始在人类学、社会学，然后到教育学、政治学，最后才到历史学。可以这样说，后现代主义疑问和挑战的最后堡垒，就是西方的现代历史学（原因详后）。更确切一点说，后现代主义攻击的主要对象是西方现代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的理论和实践及它所阐明的一些重要的历史观念。虽然有一些关注史学理论的学者对后现代主义有所关注，但西方历史学家开始注意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当在90年代中期左右。（注：如荷兰历史思想家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rsmit）在1989年便在美国的《历史与理论》（ History and Theory）上发表了历史学和后现代主义（“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的论文，见28：2（1989），第137—153页。 但是有关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关系的专著则直至1990年代中期左右才出现，如托波尔斯基编：《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历史学：对历史研究方法论的贡献》（Historiography between Modernism andPostmodernim: Contributions to the Methodology of HistoricalResearch, ed., Jerzy Topolski,Amsterdam:Rodopi,1994）。另外Joyce Applyby,LynnHunt, Margaret Jacob的《论历史学的真相》（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New York:W.W.Norton,1994）也谈到后现代主义，并非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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