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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昕的学术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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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时代,清代学术已经明显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不少学者开始反思汉、宋学术的内涵与本质,总结清代学术的特点,为学术发展寻找出路。钱大昕生当其时,他对于汉、宋学术以及清代学术的看法和评论,有很多精辟之见,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评汉学 钱大昕治经,远受顾炎武“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治经方法论的影响[1],近受惠栋“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的治经宗旨的启发[2],遵循由训诂以明义理的原则。在他看来,文字是《六经》的载体,只有先识字审音,才能真正弄懂经书所蕴涵的义理,训诂明,义理才能明。他说:“《六经》皆载于文字者也,非声音则经之文不正,非训诂则经之义不明。”[3]又说:“有文字而后有训诂,有训诂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有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4]因为重视音韵训诂在获取经书义理中的重要作用,钱大昕对汉儒的训诂考订之学有极大的兴趣,对汉儒的治学非常欣赏,给汉学以较高的评价。钱大昕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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