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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史研究的过去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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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中国史家很早就有了史学史意识，至晚在唐代，刘知几已写出了有系统的、颇具规模的史学批评和史学史著作《史通》（成书于唐中宗景龙四年，即公元710年）。 刘知几还提出了著名的才、学、识“史才三长”的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至章学诚、梁启超而继承发展为德、才、学、识“史家四长”的理论，受到近现代优秀史家的推崇与效法。
在外国，尤其是在西方，也产生了出了极其辉煌的古代史学；而其中世纪史学比之于同时期的中国史学来说，则黯然失色。但近代以来，西方史学前进的步伐加大了，史学史的观念和历史理论的见解进步很快。20世纪的最初20年，西方学者已有一些有分量的史学史著作先后问世，如德国历史学家佛特的《近代史学史》（1911年）、英国历史学家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1913年）、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1915年）、德国历史学家里特尔的《历史科学的发展》（1919年）等。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史学传统并不长久的美国，史学家们关于史学史的研究和撰述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1]。 由此看来，具有丰富的史学遗产和深刻的史学意识的中国史学，在20世纪最初二三十年中，在这方面已处在相对滞后的地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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