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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的历史本体“心性论”初探——钱穆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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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家中，以传统文化为根基和本位建立了一套系统和完整的史学思想体系的，钱穆是最重要的史学家。而他的历史观“民族文化生命史观”既是其整个史学思想的基石，又是其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方法论原则。因此，研究钱穆的历史观是研究其史学思想和史学实践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本文拟对其历史观何以称为“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及其历史本体思想，作一初步的疏论。
一
钱穆的历史观是一种民族文化生命史观，而非一般的文化生命史观。
钱穆在《中国历史精神》中，对历史有较详细的定义性阐释。他说：“历史便是人生，历史是我们全部的人生，就是全部人生的经验。”又说：“历史是一种经验，是一个生命。更透彻一点讲，历史就是我们的生命。”又说：“历史是我们人生的经验，人生的事业。［1］”在其它地方亦有此类说法［2］，在《国史大纲》“引论”中又说：“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3］”
但钱穆不是就历史说历史。他常把历史和文化与民族联系在一起探讨。他在《中国历史精神》中说：“我们该了解，民族、文化、历史，这三个名词，却是同一个实质。……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有文化的民族会没有历史的，也没有一个有历史的民族会没有文化的。同时，也没有一段有文化的历史而不是由一个民族所产生的。因此，没有历史，即证其没有文化，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历史。因为历史与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表现。所以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民族之成立与存在。［4］”为此，有必要知道钱穆眼中文化和民族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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