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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后汉书》纪传与司马彪《续汉书》志分合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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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中的《后汉书》，其纪传为南朝宋范晔撰，唐人李贤等注；其志为西晋司马彪撰，南朝梁刘昭注。这两部分内容联系在一起，并非一蹴而就，其分合过程历时五百年，最后趋于定型。这样特殊的经历，在历代正史中绝无仅有，不但造成刊刻《后汉书》标署撰人书名棘手，历代刻本颇不一致；而且导致考察《后汉书》分合源流扑朔迷离，历代学者众说纷纭。更有不少学人不清楚《后汉书》中的两部分内容撰者非一人，注疏成众手，而把全书视为范晔撰、李贤注，在论及《后汉书》诸志时张冠李戴，评价失实。这类问题至今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给古代史、史学史和历史文献学等研究领域都带来一定负面影响。笔者不揣浅薄，试就范晔《后汉书》纪传与司马彪《续汉书》志的分合过程加以考辨，提出个人一些初步的意见，希望对此问题研究有所裨益，达到祛疑求是的目的。
一、宋代以来《后汉书》刊刻中存在的问题
范晔《后汉书》本纪十篇，列传八十篇，共计九十篇。后人因某些篇目过长，把本纪析为十二卷，列传析为八十八卷，总成百卷。据刘知幾《史通》记载：“宋宣城太守范晔，乃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烦补略，作《后汉书》，凡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篇。”[1]（《古今正史》）范晔首先撰成纪传九十篇，随即又“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2]（《范晔传》）后因受诬“谋反”被杀，十志未成。此书虽系未竟之作，但因以《东观汉记》为依据，又吸收两晋、南朝诸家后汉史书之长，体例谨严，繁简适当，记事翔赡，议论卓绝，成就远出同类著作之上，受到广泛好评。刘昭评价说：“范晔《后汉》，良诚跨众氏。”[3]（《后汉书注补志序》他鉴于范书卓越，率先为之作注，“集《后汉》同异以注范晔书，世称博悉”[4]（《刘昭传》）。刘昭又为西晋司马彪所撰《续汉书》中的《律历》、《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舆服》八志作注，来弥补范晔《后汉书》无志的缺憾。唐代前期，李贤广集宾客，再次为范晔《后汉书》作注。唐代中叶的刘知幾评价说：“先是，晋东阳太守袁宏抄撮《汉氏后书》，依荀悦体，著《后汉纪》三十篇。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1] （《古今正史》）指出范晔《后汉书》在众家纪传体后汉史书中成就最高。清代乾隆年间的邵晋涵评价《后汉书》创新之功说：“范氏所增《文苑》、《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削。盖时风众势日趋于文，而闺门为风教所系，当备书于简策，故有创而不废也。”进而又评价其论赞的影响说：“《旧唐书·经籍志》又有范氏《后汉书论赞》五卷，殆以范氏文体高于六朝诸人，而爱其文辞者，遂摘取其论赞，别为一书欤！”这是赞誉范晔《后汉书》史论对后世史学的影响。他还指出“司马彪《志》详述制度，较《史》、《汉》诸《志》为稍变其体，后来《晋》、《隋》诸《志》，实仿其例。”[5]（《后汉书提要》）揭示出司马彪《续汉书》志对后世史学的影响。惠栋撰《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对刘昭、李贤两家《后汉书》注多有补正。清末李慈铭评价范晔《后汉书》的成就说：“自汉以后，蔚宗最为良史，删繁举要，多得其宜。其论赞剖别贤否，指陈得失，皆有特见，远过马、班、陈寿，余不足论矣。”[6]（《后汉书》）高度评价了它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王先谦及其弟子黄山把刘昭《续汉书》志注、李贤《后汉书》纪传注和清人惠栋《后汉书补注》融合一处，撰成《后汉书集解》一百二十卷，对中国古代学者注释《后汉书》的成果作了一次全面的清理，成为历代《后汉书》注释的集大成之作。今人研究成果，代表性著作有宋文民著《后汉书考释》，于199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值得参考。由此可见，范晔《后汉书》纪传和司马彪《续汉书》志以及刘昭、李贤注疏，在过去一千多年的流传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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