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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臣与外官：试析北宋初期的枢密院及其长官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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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晚唐至北宋初期的枢密使制度，近二三十年来有不少研究成果，对于枢密院之机构沿革、职权运作乃至长官任用资格，对于宋代中书、枢密的相互制约，都有详尽的讨论 [２] 。论者通常指出，枢密院为典兵之所，而宋代乃多以文臣为长贰 [３] 。自北宋中期，即认定这一作法为太祖、太宗朝的创设，视之为“祖宗成规” [４] 。尽管就发展趋势而言，这种说法有其道理，但宋初的实际状况，比人们以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要厘清北宋前期政治格局及制度设施的发展轨迹，不能不把我们关注的时段放长；而且，尽管新王朝的建立为制度更革提供了契机，却并不意味着全新制度的开始。历史上官僚政治制度的建设、存在与发展，事实上是与统治者的政治行为相关的、多种因素交错互动的社会过程；制度本身是处于不断调整建构之中的。把握制度运作更革过程中的阶段性环节，即成为我们认识该制度的关键所在。
本文所特别关注的，是“机要之司”枢密院逐步解脱其作为皇帝近密私属性质的过程。从帝王任用宦官掌机要，一变而任用亲信僚属，再变而为主要任用文臣，虽然反复错综而非直线发展，却基本上反映出这一机构逐渐由内廷向外朝转变的路径。本文希望通过对于晚唐以来枢密院职能性质的演变以及宋初枢密院长官人选背景的分析，探索该机构性质在北宋初年次第转变的曲折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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