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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都赋》的创作背景、体制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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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都赋》体制溯源
清程廷祚《骚赋论》云：
若夫体事与物，《风》之《驷》，《雅》之《车攻》、《吉日》，田猎之祖也；《斯干》、《灵台》，宫殿、苑囿之始也；《公刘》之“豳居允荒”，《绵》之“至于歧下”，京都之所由来也。
程氏的见解是很精辟的。但陈氏只从内容方面说，并没有考虑到这些不同题材、内容的赋作体制上的特征。如果将二者结合起来考虑，情形就会小有不同。从京都赋的内容上说，它同《诗•大雅》的《公刘》、《绵》中某些段落有相同处，也同《小雅•斯干》、《大雅•灵台》相近。因为汉代京都赋除写地理形胜、文物、礼制之外，也还写到宫殿、苑囿、田猎等。如果从京都赋的题材与结构的关系方面说，似与《诗•小雅》之《吉日》、《车攻》二篇的关系更为密切。
《诗经》中《吉日》写西都之田猎，《车攻》写东都之田猎，皆以美颂为宗旨。朱熹《诗集传》于《吉日》题下引吕东莱语：“《车攻》、《吉日》所以复古者，何也？盖ｓōｕ＠①猎之礼，可以见王赋之复焉，可以见君实之盛焉，可以见师律之严焉，可以见上下之情焉，可以见综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业者，此亦足以观焉。”这同班固说的“抒下情而通讽谕”、“宣上德而尽忠孝”相一致，正所谓“赋者，古诗之流也”（《两都赋序》）。从功用方面说，赋是由诗分化发展而来的。《吉日》、《车攻》都是以天子的行动为中心写田猎，而且一在镐京，一在东都洛邑，这同《两都赋》的结构有些相近。而且《车攻》第一章曰：“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牧庞庞，驾言徂东。”写东都洛邑之田猎，却从由镐京起程说起，将西京同东都联系了起来。因而，它们虽为独立的两首诗，但从文字、内容上说，也有一定的联系。所以，我觉得《两都赋》在构思之初可能受到《吉日》、《车攻》之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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