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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对《左传》的发覆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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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经今古文之争，是汉代乃至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一桩著名公案。但时下许多教材或著 作，却常常对之作绝对性的判述。在称今文经学“迎合统治者政治需要，着重章句推衍 ，结合阴阳五行灾异和刑名学说来附会经文的微言大义”，“与谶纬结合，内容空疏荒 诞”之后，又说古今经学如何“追求对经书的正确理解，多从切实弄懂文字训诂、名物 典制入手，力图达到对思想内容的准确把握”，“质朴可靠，斥纬书妄诞”。[1]
一个是“通经致用”，一个是“通经识古”；一个是章句繁多，一个是单纯训诂；一 个是谶纬五行，一个是质朴可靠。这样俨然是两大阵营两条路线的斗争，变成一种公式 使人们习以为常，却把两汉复杂绵延的学术流变史图式化、简单化了。说古文经学不讲 “通经致用”，那么其代表人物刘歆推出《周官》(《周礼》)，使之对王莽改制起到重 要的指导作用，这又是什么?汉儒解经，分训诂与章句二途。训诂仅单纯解释字形和文 句音义，章句则剖章析句，具文饰说，汗漫无所止。钱穆先生说“章句即所谓家学也” ，昭宣以下始有。经说章句，在汉代较普遍，今文经学如公羊、谷梁二家均有章句，古 文经学亦难免俗。《汉书•刘歆传》：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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