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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后关头”到“自卫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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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5、1936年的中日交涉中，已隐约发现蒋介石对日政策的变化。1936年的二·二六事变和其后日本政府的法西斯化，使蒋介石对中日关系的前途更加忧虑。他认为激进军人对日本政府的操纵，势必使已见“好转”的中日关系出现严重的倒退，日本激进军人的要求也必然超越中国退让的底线，中日间的战争将不可避免，而且为期不远了。实际上，在1935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就宣布，“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否则即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 而且还提出了“最底限度”和“最后关头”的问题。1936年7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他又对“最底限度”和“最后关头”做出解释：“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略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侵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关头” 。从此，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日趋强硬。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进一步使蒋介石认识到，对日妥协已没有退路。1937年，南京政府进一步加大了抵制“华北自治”运动的力度。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蒋介石要求华北各省的领导人也得出席，以显示南京中央政府对华北的控制。当时山西的阎锡山和山东的韩复榘同意出席，北京的宋哲元也在蒋介石的强硬督催下，派他的副手秦纯德代理出席。6月21日，南京政府更进一步向冀察政务委员会发出强硬命令，要求二十九路军实行国军化，并停止使用河北省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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