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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中国围绕“宣战”问题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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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到1941年12月9日 ，尽管中国国民党政府已决定对日抗战，并领导民众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了一系列顽强的抵抗，但却一直没有明确对日“绝交宣战”。特别是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宣战”已不象以前那样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指责后 ，国民政府仍没有明确对日宣战，而继续使中日关系在法律上处于“战而不宣”的状态。这种选择最初是如何做出的呢？
实际上“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政府就曾考虑过对日绝交和宣战问题。七七事变爆发后，当时由国民党政府军事机关主要长官、幕僚及有关人员组成的统帅部会议，也曾三次谈及这一问题。8月7日的国防会议虽下定抗战决心，但在对日绝交和宣战问题上基本接受统帅部会议的观点，即“暂不宣战”。下面我们根据当时统帅部会议和国防会议的记录，对这一抉择过程做一简单的介绍，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这种抉择对抗战期间中日关系所产生的影响。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军事机关主要长官、幕僚及有关人员逐日在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官邸举行会议，相互通报各自得到的消息，讨论中国应采取的对策。该会议从七月十一日至八月十二日，共进行三十三次，由何应钦主持。出席会议的人员除何应钦外，有参谋总长程潜、训练总监唐生智、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军委会秘书长张群、资源委员会副秘书长钱昌照、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交通部部长俞飞鹏、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军政部次长陈诚、军政部次长曹浩森、参谋本部次长熊斌、军政部军需署署长周骏彦、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军政部总务厅厅长项雄霄、参谋本部第一厅厅长龚浩、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徐祖贻、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吴思豫、刘光、军委会铨叙厅厅长林蔚军政部军务司司长王文宣、军政部机械司代司长陈东生、军政部交通司司长王景录、军政部兵工署制造司司长杨继曾、军政部兵役司司长朱为珍、外交部情报司司长李迪俊、军委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宪兵司令古正伦、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治中、航空学校校长黄镇球、军委会侍从室参谋李琨（？）岗、军政部会计处会计长陈良、军政部参事佘念慈、参谋本部第二厅处长尹呈辅、军政部科长罗泽凯（？）、谭道平等。这就是上面提到的“统帅部会议”，有的资料集也称其为“国民党政府军事机关长官汇报会”。该会议的原始记录现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许多历史资料集中收录有此记录。1987年《民国档案》也分两次将其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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