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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梁启超的历史编纂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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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有没有历史编纂学思想？学界很少论及。梁氏曾自云：“旧作（《中国历史研究法》）所述，极为简单，不过说明一部通史应如何作法而已。此次演讲（《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较为详细，偏重研究专史如何下手。”[1]p153表明了自己对历史编纂学问题的关注。梁启超史学思想的核心是批判传统史学、建构新史学理论体系，主要体现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理论著作中，而贯穿这几部著作始终的一条主线则是如何撰写新史的问题。《新史学》包括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的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六部分。“中国之旧史”批判了旧史，并把旧史分成了十种二十三类；“史学之界说”界定了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所谈是史书的体例问题。《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章“史之意义及其范围”谈治史的目的和范围；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从史书体裁的演变上谈史学发展源流；第三、四、五章集中论述了撰写通史过程中史料的搜集、鉴别、整理和运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集中论述治史的目的、史家的修养、各种专史的做法，尤其是重点论述了各种专史的研究和撰述。都与历史编纂学问题有关。可见，梁启超的上述几部主要史学理论著作实际上反映了他丰富的历史编纂学思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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