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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顾维钧“入满”中日外交对策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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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为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蓄意侵华的罪行，唤起世界舆论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南京政府确立了依靠国联，限制和阻止日本侵略的外交方针，即“军事上不抵抗，外交上不妥协”。而当时以英法为代表的国联为处理“九一八”事变，也派出了以英国人李顿为首的调查团，对中日之间的“纠纷”展开了广泛的调查，为了使调查团的结论对自己更为有利，中日双方展开了一场接一场的外交斗争。其中围绕顾维钧“入满”问题，中日之间的斗争就异常激烈。这里笔者希望对当时中日双方的不同外交对策加以比较，从而揭示近代中国外交的窘迫和不幸，客观评价当时中国外交代表顾维钧在其中的艰苦抗争。并在围绕中国问题，日本与西方列强之间既竞争又妥协的二重国际关系中，对三十年代初中国外交的这一幕作以简单的剖析。
一
所谓顾维钧“入满”问题，是指李顿调查团的中方顾问顾维钧在随调查团进入我国东北地区时，被当时伪满洲国阻止的事件。“九一八”事变一爆发，中国驻国联代表就要求国联立即派观察员调查事变的真相，制止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当时操纵国联的西方列强为维护一战以来确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为扩大它们的在华利益，也企图利用这一机会插手中国东北，所以它们便积极支持中国，准备派员调查。最初日本为掩盖事实真相，欺骗世界舆论，极力反对国联派人调查，之后由于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国联也作出了要求日本限期撤兵的决议，这时日本为了转移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拖延撤兵，才同意了国联关于派遣调查团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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