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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军事同盟的强化与东亚安全保障机制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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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局势总体趋于缓和，世界规模的战争和武装冲突爆发的可能性急剧减少。历史又一次给世界人民提供了创造繁荣的机遇。但在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分享冷战后的和平“红利”时，在欧洲和东亚，我们几乎同时看到了冷战时期的军事同盟在失去对手的前提下，得到扩大和加强。在传统军事威胁日益减少的今天，如何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繁荣，构建维护区域和平、保障区域安全的有效机制，就成为各国政府及学者关注的话题。鉴于个人的能力，这里只就东亚的有关问题进行讨论。
一 冷战后美日东亚战略的调整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加上海湾战争的辉煌，曾使美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美国人在庆幸民主世界胜利的同时，准备分享冷战后的和平“红利”。美国国内的“新孤立主义”也开始极力鼓吹把国家的力量更多地集中到振兴美国的经济上。所以冷战初期，美国将发展经济、保障经济安全放在优先的位置。鉴于亚太地区是“当今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区”， 美国宣称自己“首先是一个亚太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加强与该地区的经贸和金融联系，并倾注全力解决美国与该地区国家的贸易不平衡问题 。 在军事安全方面，布什政府以1990、1992年发表的两个《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战略框架：展望21世纪》报告为标志，形成了分阶段从亚太地区撤军的政策 。但克林顿政府上台后，根据亚太地区局势的发展和美国的利益，调整了亚太战略。特别是重新强调“保持前沿军事存在”的重要性。如1995年美国《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就强调：在太平洋地区前沿部署美国军队将保证具有对全球性威胁做出迅速和灵活反应的能力；阻止出现地区霸权主义；增强美国对该地区重要问题的影响力；克服因广阔的太平洋而造成的时间和距离方面的不利因素；向美国的朋友、盟国以及潜在的敌国显示美国对该地区安全问题的关心 。克林顿调整后的新亚太战略其重要支柱是：巩固和加强冷战时期在该地区建立的双边、多边军事同盟，尤其是与日本、韩国的军事同盟。1996年4月，克林顿访日时，与桥本龙太郎联合发表的《致日美两国国民书》就明确强调：“我们的同盟关系对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意义” 。当然美国的新亚太安全战略并不是要重新挑起冷战。克林顿上台半年后，便着手改变其竞选期间宣称和上台初期奉行的一味对华强硬的做法，提出了“全面接触”的新政策 。 尽管这之后，美国对华政策仍时有反复。在诸如台湾问题、人权问题、安全及裁军问题上时起波折，但自1995年年中起，主张“全面接触”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1997、1998两国实现首脑互访并一致同意致力于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1999年，中美两国就中国加入wto达成协议。2000年美国众参两院先后通过对华pntr法案。10月，克林顿总统签署该法案，从而使中美关系提升到一个较正常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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