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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与荆州关系问题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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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与荆州有着深厚的情结，少年时代便跟随其叔父辗转迁移到了荆州，一呆就是十几年，在这里成长、学习、生活，思想日益成熟，直至成为一条“卧龙”。跟随刘备出山之后，诸葛亮首先把目光瞄向荆州，规划荆州；随后又夺取荆州、经营荆州；离开荆州后，又割舍不下荆州；最后无奈失荆州。在长达十五的荆州争夺战中，诸葛亮曾经自信过、兴奋过、忧虑过，可是，荆州最终留给他的是无法抹去的伤痛，因为荆州的丢失打破了他设计的战略蓝图。本文就诸葛亮与荆州关系问题作一探讨。
一、诸葛亮成长于荆州与独特思维的形成
诸葛亮与荆州关系大体可分为两个时间段，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年）至建安十二年（207年）为第一阶段，是为诸葛亮成长于荆州时期；从建安十二年（207年）至章武二年（222年）为第二阶段，是为诸葛亮争占并丧失荆州时期。
先看荆州成长时期的诸葛亮。诸葛亮是在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年）时，跟随叔父诸葛玄避难荆州的。不多长时间，诸葛玄死，诸葛亮便选择襄阳城西二十六里的隆中(汉末属南阳郡邓县管辖)定居，并“躬耕陇亩”，直至建安十二年（207年），刘备“三顾茅庐”，才结束这种生活。
历史有这样一个规律，伟人在年青时期其表现往往与众不同，诸葛亮也是如此。诸葛亮着意培养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在学习方面，在同样都是接受集体式的正规教育[1]，以“六艺”为主的读书环境中，诸葛亮的读书方法异于常人。史载：诸葛亮在荆州，“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2]“观其大略”，首先是指读书时不是咬文嚼字，死守章句，死记硬背，而是抓住书中的要点，掌握其精神实质与关键，这样，费时少而所见闻博。其次，是不拘泥于一偏之论，而是遍读史书，钻研诸子百家著作，诸如道、法、兵、名、纵横之说，以摆脱传统的羁绊。后来诸葛亮之所以能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3]等诸子之说，是与他荆州所学，渊博实用，不拘泥于时尚密切相关。第三，就是“循名责实，物究其极”。“物究其极”，即对人、对物之理的钻研，莫不索其隐、探其迹，而务得精妙。从后来的历史看，诸葛亮北伐战争期间推演八阵，制作“元戎”、木牛流马等，都足以证明其学习之严谨与成就之辉煌，这一切归功于他广摭博取的为学态度。而“务于精熟”，只求深追字句，熟背书本经文，虽然在学习不同的科目上，各有所长，但对于志向远大者来说，这种读书是所见者浅，所知者寡，何以能成为超群绝伦之辈呢？对胸怀远大政治抱负的诸葛亮来说，当然不会选择此种读书方法。正是因为有不同的读书方法，在志向方面诸葛亮也不同于同辈人。诸葛亮与他的学友们除了在一起研习经史，切磋学问，读书吟诗，谈古论今外，还经常谈论每人的抱负与志向，他认为徐元直、石广元、孟公威三人以他们的才能可做官至“刺史郡守”，当三人问诸葛亮的志向时，“亮但笑而不言”。当他得知孟公威思归乡里时又表示不快，劝孟公威说：“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4]这虽是劝说别人的，但也反映了诸葛亮志向宏远。诸葛亮的志向是出将入相，“每自比于管仲、乐毅”[5]，他立志要像管仲、乐毅那样，能够在乱世中辅佐明君，拨乱反正，拯斯民于水火之中，以成就“丰功伟业”。这虽几经梦想，但面对汉末奸宄竞逐，豺狼满道的局面，他往往又难以抑制自己那颗驿动的心，“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6]；即使在做农活间隙，也经常吟唱《梁父吟》，抒发因理想而激动不已的心。如果从才能与影响上看，诸葛亮兼资文武，远胜于管、乐，《三国志》裴松之注言之甚详：“以诸葛亮之鉴识，岂不能自审其分乎？夫其高吟俟时，情见乎言，志气所存，既已定于其始矣。若使游步中华，聘其龙光，岂夫多士所能沈医哉！委质魏氏，展其器能，诚非陈长文、司马仲达所能颉颃，而况于余哉！苟不患功业不就，道之不行，虽志恢宇宙而终不北向者，盖以权御已移，汉祚将倾，方将翊赞宗杰，以兴微继绝克复为己任故也。岂其区区利在边鄙而已乎！此相如所谓‘鹍鹏已翔于辽廓，而罹者犹视于薮泽’者矣。”[7]裴氏此言，考之诸葛亮之史实，是言而有据的确论。在择妇方面，更是异于传统，引来人们普遍的不解与讥讽。《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引《襄阳记》曰：“黄承彦者，高爽开列，为沔南名士，谓诸葛孔明曰：“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许，即载送之。时人以为笑乐，乡里为之谚曰：“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8]诸葛亮何容貌也？据陈寿载：他“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而且“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9]兼具英俊容貌与渊博才识的青年人为何选择“黄头黑色”的丑女为妻呢？令人迷惑。更富有戏剧性的是，“沔南名士”黄承彦不经媒妁之言，自己亲自出马替女儿说亲，这在那个年代来说确实是一件难以令人思议的笑话。然诸葛亮根本不拘这些礼节，在听完介绍后，连黄夫人的面都未曾见，就毫不犹豫地予以许诺，黄承彦也“即载送之”。诸葛亮的终生大事就这样以“闪电般”的速度给解决了。从表面看，这不符合诸葛亮慎重的性格。一般人择妻，总有其共同而相似的条件，如年龄、品貌、健康、身材、教育、家世等。人们之所以不解诸葛亮择妇，甚至还加以嘲笑，是因为人们按一般的择偶标准来看待诸葛亮。然而诸葛亮心中的择妇标准不是注重花容月貌，而是德与才，“才堪相配”才是诸葛亮所追求的，所以诸葛亮就一口答应了这门提亲。从诸葛亮日后的婚姻生活来看，黄夫人不但“才堪相配”，而且品德高尚。当诸葛亮位居丞相时，黄夫人不拖他的后腿，全力支持诸葛亮出征作战，不利用诸葛亮的权势，为所欲为，干政乱纪，更没有乘坚策肥，履丝曳缟，衣文采而食梁肉，而是居于成都郊区，与其弟诸葛均以耕织为生，仅仅也就温饱而已。诸葛亮曾在军中上表后主云：“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整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10]诸葛亮这种不求“内有余帛，外有赢财”的作风，完全得到了黄夫人的谅解、赞同和鼓励，这是常人所办不到的。从这个角度看，黄夫人是诸葛亮的贤内助，她保证了诸葛亮后院的稳定与安全，使得他能全身心投入到北伐中去，成就了诸葛当世之业绩，扬其名于千古。这完全归功于诸葛亮与众不同的择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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