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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东西文化论战再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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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前夕，围绕中国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的路径选择问题，在陈独秀和杜亚泉之间，发生过一场激烈的论争。正如王元化先生所指出的，这场论战第一次对东西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对两种文化传统作了周详的剖析，对中西文化的交流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实开我国文化研究之先河。
长期以来，学界一直将这场论战的性质归结为革新与守旧之争，以杜亚泉为代表的文化调和论则被视为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保守思潮而屡遭批判，杜亚泉也被后人误解为反对革新的落伍者。及至90年代，海内外一批学人开始重审和反思“五四”的激进和功利，在此期间，王元化先生的长文《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引起了知识界的广泛关注，杜亚泉的思想终于在尘封七十多年后被重新挖掘，同时也促使学界对陈杜论战之思想史意义进行新的思考与阐释。
这场论战之起因，肇始于1918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公开抨击此前《东方杂志》上先后登载的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分别是杜亚泉的《迷乱之现代人心》，钱智修的《功利主义与学术》和平佚编译的《中西文明之评判》。同年12月，杜亚泉于《东方杂志》发表《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对陈独秀的批评逐一予以反驳，随后，陈独秀又发表《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杜亚泉对此未再作出回应，陈杜论战至此告一段落，而有关中西文化孰优孰劣、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关系的论争，则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的核心话题，余绪绵延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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