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兼听”何以这般难？
| | 大学历史教学论文 长萦我脑海并令我难得安宁的 大学历史教学论文 ，是黄万里反复痛陈的 大学历史教学论文 一句话──“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在有着“兼听”传统的新时代，为什么还会产生这种悲剧？为什么“兼听”这样难？这些疑问，促我重温历史，翻翻史料。
这一翻，竟使我大吃一惊，深感“兼听”传统被古今论家大大夸张了。事实上，真能“广开言路”的帝王实在寥寥无几，而拒谏贼贤者却大有人在 ，夏桀、商纣、秦昭、勾践、隋炀、晋惠……可以列出一大串名子。即使少数纳谏者，也鲜能善始善终。盖因古代不存在“兼听”的体制土壤。人们之所以称颂“兼听”，恰因它是稀缺资源；缺什么吆喝什么，不正是传统文化的文本特色吗？由此观之，也许是“偏听”而非“兼听”，才是传统文化主流罢？得出这个结论，多少有点丧气，却也无法回避。
唐太宗李世民，一向被推为虚己纳谏的典范。然而，人们却有意无意地掩盖了他不太光采的一面。《大唐新语》、《隋唐嘉话》、《贞观政要》等古籍记载：太宗曾抱怨魏征“每廷争辱我，使我常不自得”，甚至发狠要“杀却此田舍汉”；皇甫德参上书，因“大忤圣旨”而被斥为“讪谤”；他明知宇文士乃溜鬚拍马之徒，还是接受其谀词，盖因宇文士搬出他无法抗拒的理由──“若不少有顺从，陛下虽贵为天子，复何聊乎”。这就是唐太宗“兼听”所能达到的高度，且不可无限夸张和拔高。
在专制社会，“兼听”往往与权力的稳固成反比。唐太宗之纳谏，就是与时俱退。魏征就曾直言批评：“陛下欲善之心，不及于惜时；闻过必改，少于曩日”；“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三年之后，见人谏，悦而从之；一二年来，不悦人谏，虽勉强听受，而意终不平，谅有难色”。何以如此？魏征释曰：“盖以殷忧则竭诚以尽下，安逸则骄恣而轻物。”在夺取权力、谋求生存的险境，不得不礼贤下士；而一旦大权在握、地位稳固，则目空一切、拒谏贼贤。这就是一切专制主义的“周期律”，走不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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