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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跟风派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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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跟风派不但有权，而且有势，不到山穷水尽绝不会回头。城市建筑跟风，使中国城市发展中“千城一面”；大学教育跟风，使“全职教授”徒有虚名、教育成本直线上升；学术研究跟风，仰外抑内纷纷借洋气扬名。洋教条、洋建筑、洋专家，竟成为“跟风派”功成名就的阶梯和资本。在显赫的盛名之下，“跟风派”的成就又如何呢？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张在元教授在威海“国际人居节”的演讲中批评了中国城市规划和发展中的种种弊端。他认为，危害至深的首要城市问题是跟风的“城市流行病”。前不久在一次国际建筑设计学术研讨会上，国际著名建筑设计师、央视新大楼的设计者库哈斯这样调侃中国同行：“中国建筑师的数量是美国建筑师的1/10，在1/5的时间内设计了五倍数量的建筑。这就是说，中国建筑师效率是美国同行的2500倍。”一个批评城市规划的“流行病”，一个讥讽建筑师的“效率”。正是由于城市规划与设计的大面积“克隆”，才凸显出建筑师的“效率”之高。因为这样的建筑师没有思想，只会模仿[1]。
不久前，来京参加主题为“数学物理发展前沿”的第258次香山科学会议的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会议执行主席丘成桐，于会议期间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出乎记者意料的是，丘成桐很少谈及会议本身的内容，反而谈到了这些年来他所关注的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全职教授的作风问题：全职教授在中国变了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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