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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是怎样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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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语文教学在谈到鲁迅弃医从文,决心改造国民性的原因时,千篇一律地说成是受到“幻灯事件”的刺激。这种说法过于简单,也不够准确。回到鲁迅成长的历史中重新审视,我们发现,“幻灯事件”不过是鲁迅思想发生重大转折的一个直接因子。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形成,其实与自身惨痛的人生体验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反省、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以及近代西方、明治日本有着多样的、直接的联系。 一、 源于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痛切反省 1893年,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因科场贿赂案入狱,父亲周伯宜被革去生员头衔,从此鲁家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母亲带着年幼的鲁迅兄弟到亲戚家避难,那些势利的亲戚居然说他们是“要饭来的”。父亲得病后,小小的鲁迅有三四年的时间出入于当铺和药店,从比自己高出一倍的当铺柜台外送上典当的衣物首饰,在世俗的轻蔑声中为治父病而奔波。作为长子的鲁迅不仅要承担起一部分沉重的家庭生活负担,还要承受着一些居心不良的亲戚乡人的流言污语。家庭的突然变故,使“掉在冰水”中的鲁迅认识到,“有谁从小康之家而坠如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1]这是少年鲁迅对世人国民性最深切、最具体的感受了。为此,鲁迅想去寻找为s城所诟病的“另一类人们”,即去南京追寻“理想的人性”。然而,南京学堂“乌烟瘴气”的人和事太多,让人总觉得不舒服。这里既有水师学堂高年级学生“螃蟹式”的趾高气扬、官人姿态,校内“关帝庙”的愚昧迷信,也有矿路学堂教员“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的无知。在东京,寻求“别样的人们”的鲁迅看到醉生梦死的“清国留学生”,让人觉得“东京也无非是这样”。尤其是仙台医专的“幻灯事件”给了鲁迅强烈的刺激,使逐渐走向成熟的鲁迅真正懂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2]从这些为大家所熟悉的鲁迅人生经历中,我们分明感到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首先来源于其灵魂深处的人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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