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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学“研究对象”异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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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医学“研究对象”问题一直困扰医学界但鲜为人察。它是医学进退原点,关乎既往医学评价和未来医学发展。对此轻忽以待,导致多少才华卓绝的医学志士误入迷津,酿成研究方向上的重大战略失误;同时导致不计其数的无辜患者误投医门,招致终身残疾甚至枉失健康与生命。 众所周知,迄今为止的一切科学门类,均以其研究对象界定其研究领域或范畴。诸如:社会科学以人类社会现象为其观察研究对象,并以此区别于自然科学;后者则以自然现象为其观察研究对象,并以此区别于前者。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均以特定现象为对象,并互相区别。以此类推,人类医学理应以人类疾病为观察研究对象,并与前列诸般科学门类相区别,同时也与医学大类中的“牲畜医学”相区别。 作为名实相符的“人类医学”,中国医学自始至终以人类疾病为观察研究对象。其理论无一不是从人类疾病临证观察研究中得来,又回到人类疾病的临床诊疗中。恰如医坛新秀聂菁葆所言:“中医学的起点和归宿都是活生生的、与整个生态环境息息相关的有机个体。” 西医学是否恪守这一准则?很少有人质疑。认真考察一下西方医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是当代一个引火焚身但引人入胜的天大理论课题。从学术发展史上看,西医学可分为希底(古典医学)时代和盖仑(解剖试验医学)时代。《希波克拉底文集》表明,古典西医和中医相似,均以人类及其疾病为对象,二者同属人类医学领域的竞争理论。尽管《希底文集》和《黄帝内经》都曾提及“尸体解剖”,然而均谈不上有何重大进展,更未成为主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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