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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系统整体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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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本文所论述的“农村教育”是指现当代的中国农村教育。具体而言，自１９世纪末帝国主义国家对封建中国逐步深入展开经济等各方面的侵略，传统中国大农业社会也随之逐步形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乡经济、社会二元对立的结构。在教育上，１９０４年清政府引鉴以日本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制度，颁布了在几千年封建科举制度之后的第一个新式的近代学制：癸卯学制，确立了以城市文明为主导的中国教育新体制。基于上述史实，农村教育与此同时也凸显了它的自身涵义：在中国广袤的农村社会地域内，以占人口绝大多数农民为教育对象的各类教育形式，包括已被涵盖于国家统一的农村学校教育体系，亦包括未被重视的含农村社会自身文化特质的农村非学校教育体系。而且，农村教育与农村社会的和谐进步是与中国广大农村社会现代化变迁息息相关的。中国在本世纪８０年代末开始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①就是针对建国后几十年中农村教育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的同时暴露出与农村社会发展相脱离（即“两张皮”）的病症，改革积习已深的传统农村基础教育片面升学模式，其最为关键的理论对策是：
三教统筹与农科教结合，（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在经费安排、管理、师资调配、办学设施、教学改革等方面的统筹；农业、科研与教育在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农村建设等层次上的结合。）该理论对策的基础是“把农村教育视为与农村社会整体结构相适应的一个综合的子系统。欲实现农村教育为农村社会的改造功能，不能单独依靠基础教育的普及与提高，必须把所有的教育形式整合为一体（即三教统筹），从教育系统内部的严密有机整合再到其与外围的社会系统的协调发展（即农科教结合等），体现了农村教育系统的整体功能与运作的原则和现代化大教育观念，才能有效并高效地发挥教育对农村社会经济等的促进功能、防止教育与农村、农民的实际需求相脱节。最早进行乡村教育试验的是晏阳初，他认为“中国是以农立国，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是农民，农村是中国８５％以上人民的着落地”②，教育当时３亿多农民，是“开发世界最大最富的“脑矿”，是关系到“本固邦宁”的根本问题。他的乡村改进实验理论基础是：“破产的农村，非·同·时·谋·整·个·的·建·设不可”③。在河北定县（今定州市）着手试验前，１９２８年，他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首先全面调查了定县的历史、地理、风俗习惯、政府组织以及６２个村庄的交通、人口、教育、娱乐、信仰、兵灾、农业、地亩、生活等概况，作为进一步整体实验工作的依据。在中国农村千头万绪的问题中，晏阳初以他自己的视角抽取出相互关联的四大基本问题，即“愚、贫、弱、私”④，要解决这四大问题，就要改革传统教育模式，从事连锁的相应四大教育：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分别培养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团结力。而这四大教育又要综合运用三大教育方式：学校式、家庭式、社会式，每一种方式都可推行四大教育，每种教育都要综合运用三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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