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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宗教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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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3年（1552年?），耶稣会士沙勿略(Francis Xavier)在上川岛（Island of Sancian）面向中国大陆抱憾而死。这是一起象征性事件，它标志着在宗教改革（包括南欧天主教改革和北欧的新教改革）和环球航行背景下的全球福音化时代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碍。随沙勿略之后而来的意大利耶稣会士范利安（Valignani, Alexandre）在澳门眺望北方，他的呼喊代表了罗马世界面对中华帝国的焦虑和无奈：“哦，顽石，顽石，你何时打开大门？！”有耶稣会士更感慨：月球离欧洲有多远，中国就离欧洲有多远。
当然，晚明到清末，从利玛窦到汤若望，从马礼逊到马提摩太，这些伟大的信徒在中国进行了艰苦的耕作。今天，在一定意义上，“神州”生活在借他们所给予的恩宠之中。不用说今天信仰方面的收获，诚实的人们不应该忘记：近代以来，中国的科学、技术、医疗、印刷业、传媒、教育、慈善事业、现代婚姻制度、女权以及政治改良（有明一代以来）诸方面无不得益于来华传教士的文化贡献。然而，这一切在中国当代史中被彻底涂掉了，甚至换上了面目全非的说法。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反历史的解释并非完全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而同时来自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觉”。换句话说，审视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历史我们震惊地发现，至少在1949年以前，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而不是紫金城的天子是传教士最大的敌人。当然，这种说法并不排除这样一种经常出现的情况：朝庭和知识分子在铲除宗教的行动中往往互相利用。今天，经过“改造”（1949年以后）和毁灭（1966年以后）的双重灾难，神学和信仰在中国开始复兴。但与此同时，原教旨主义的无神论者也卷土重来，无论是新左派还是老左派，无论是体制内的科学派还是体制外的自由派，他们在继承“沈?嗪脱罟庀取钡氖乱瞪洗锍闪斯彩丁Ｕ?是在这种背景下，检讨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宗教传统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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