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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学到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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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因着对思想史方法的反思而连带到对中国哲学史方法的批判。一般认为，以胡适、冯友兰开创的哲学史传统，主宰着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其主要的特征是以西方哲学的范畴为中心，来读解中国思想的问题。他们声称，这种叙事方法的自明性，必须接受新的质疑。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话题。问题是，对哲学史方法的检讨是否必须纳入到思想史的脉络才是合法的，而且胡、冯所开创的哲学史传统是否能单纯以西方的哲学方法来概括，这本身就值得深究。本文拟从经典哲学史的标准，而不是一般思想史的角度来重新观察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史写作方式的发生、类型及其所开示出的复杂面向。尽管这种研究进路没有应承现代思想史讨论的惯常方式，而在我看来，也许这更贴近于我们所要处理的问题。
应该说，哲学史的研究不能仅仅归结为方法，但如果说哲学史的创作不是简单地罗列材料，依问题分类，然后纳入既定的经验历史时间的框架之中就算了事的话，那么对文本进行有意义的读解与诠释，几乎可以说是哲学史研究中一项非常中心化的工作。而一部哲学史的价值所寄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种读解和诠释方式的估定。蔡元培对胡适那部划时代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评价就是一个范例。按蔡氏的了解，胡适‘大纲’之所以能为后世开“无数法门”，其重点全端赖于新方法的使用。1不仅胡适如此，只要我们仔细翻检五-四以来几部有代表性的面目各异的 中国哲学史著作（指通史性的），不难发现，中国哲学史在现代中国不断被“重写”，并不全在新材料的发现，理解方式和解释话语的转换，往往是支持这些行动的背后动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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