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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与霸道——试论孙中山的大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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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是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一种政治思想，也是一种最高层次的伦理设计。儒家所津津乐道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养，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注：《礼记•礼运》。）这是把原始氏族社会理想化，以所谓“三代之治”的乌托邦作为推行礼义的依据。但这段著名文字所描绘的美好社会图景，则具有历久不衰的非凡魅力，成为后世许多仁人志士用以激励自己和群众谋求改造社会的远期目标。
孙中山所接受的大同思想的影响是多层面的，既包括中国的社会根本改造，更包括国际格局的根本重建，本文着重研究其后者。
（一）
“天下为公”是孙中山经常题写的词句，而他对黄埔军官学校的训词则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由此可见，在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中，“天下为公”与“世界大同”是紧密联系的，有时甚至可以理解为同义词语。但是，孙中山对于“天下”的认识，与所有中国人一样，都有一个由近及远、由小到大、由浅转深的过程。12岁以前，孙中山不仅对海外的世界一无所知，就是对于翠亨村以外的中国也知之甚少。作为贫苦农家子弟，童年孙中山心目中的世界是狭小的，不过是以家族为轴心的方圆数里或十余里的小天地。尽管父亲曾在澳门谋生，叔父和哥哥也去美国做工，但由于信息媒介的匮乏，他很难对海外的广阔世界形成任何清晰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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