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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鉴泉先生的“人道”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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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中国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推进爆发了“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除了主将张君劢、丁文江外，梁启超、胡适、梁漱溟、陈独秀、王星拱、唐钺、张东荪、范寿康、林宰平、吴稚晖等人都卷了进去，事后由亚东图书馆汪孟邹先生搜集了论战各方的文章，总名为《科学与人生观》于1923年12月出版，其后多次再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地处西蜀成都的刘鉴泉先生也参加了这场论战，他写了一篇题为《人道》的文章，初稿于1923年，修改、定稿于1929年，历时五年，应该是一篇在思想上深思熟虑的作品。其文与《推十书》[①] 中《内书》的《群治》（1923）、《故性》（1921）、《善恶》（1928-1930），《外书》的《进与退》（1925）、《动与植》（1925）诸篇在思想上有深刻的照应，首先批判胡适先生的“功利主义”，然后批判梁启超、梁漱溟二位先生的自由主义，最后发扬其祖父刘止唐先生“吾以圣人之道定百家，不以百家之谬溷圣贤” [②] 的学术思想，显示了刘鉴泉先生作为一名后五四时期思想家的远见卓识。
一
对胡适先生在评价墨子时表现出来的“实用主义”观点，梁启超、梁漱溟、刘鉴泉三位先生，均持反对、否定的态度。但是，他们三人各自的理论出发点却是不一样的。二梁在“科玄论战”中被吴稚晖等人斥为保守主义，[③] 但是，在刘鉴泉先生看来二梁的思想中已经裹挟了很多有违“吾华先圣”的糟粕。所以《人道》一文批判胡适的“功利主义”只是一个铺垫，批判二梁的思想才是梁鉴泉先生的真正目的。正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人道》一文实际上已经超出了“科玄大战”的范围，刘鉴泉先生从来都不是一位凑热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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