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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原来还可以这么写——以先秦儒家中庸思想研究为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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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思想史的研究与写作问题，几年前，清华大学的葛兆光先生曾有过专门而系统的论述；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他的有关论述还是极有见地的，一时令人耳目一新、精神一爽，让人茅舍顿开。然而，在我们翻看过国外的有关著作过后，却又总有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似乎葛先生在那里说过的一些话，人家在几年或十几年甚或几十年前，早已经不知说过多少遍了。葛先生的外语一定是很好的，而且他好像还留过洋，在外面做过多年的研究工作，因此相信他对此不会不知。思想史到底该如何写？今天看来，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一、研究方法问题
孔子尝有言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1]——对此，本文则认为，他的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我们思想史的研究与写作的实际；也就是说，学术研究工作本身并不例外，它同样也需要“先利其器”，掌握并运用好一定的技术手段和研究方法。
具体就“先秦儒家中庸思想”这一具体课题的研究工作而言，在方法论上，我们则主要按照如上所述张岂之先生在具体谈及金景芳先生的治学方法时所深刻总结出的所谓“注意三个结合”的研究方法，致力于注意将“先秦儒家中庸之道”这一重要思想史课题的研究与中国文献学、经学和史学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完整地统一起来；与此同时，在研究方法上，我们还十分注意对古人思想的切身体认和感悟，直接追溯到人们最原初的生活经验里去，而不是在纯粹的思辨畛域里来构建所谓的思想体系；当然，也不是在庸俗的理论碎片中去拼凑所谓的“吃饭哲学”。换句话说，是通过“神游冥想”，与古人会睹、与古人为友、与古人对话，并“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2]；或者说，要更像古人理解他们自己那样去理解他们的作品。而其中的理由和依据便是：对此，恐怕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人性是相通的，古今是相通的，中外是相通的；否则，那也并不等于就是什么所谓“天灾”而是“人祸”——也就是说，它是人为对此而最终促成的一种莫大的误解和扭曲及其由此而最终相应带来的败笔和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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