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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与上帝——中西政治思想的宗教观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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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章业已阐明，政治与宗教具有密切关系，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种作用与影响表现在观念形态上，就是中西政治思想在深层次上都受宗教观念的支配与影响。而天与上帝，则是中西宗教的一对核心观念。当然，它们也是中西哲学（或宗教哲学）中的一对重要概念或范畴。所以，天与上帝，分别是中西宗教与哲学的交汇点。其思想内容可谓是“尽精微而致广大”。限于资料和篇幅等原因，本章只阐述、比较先秦诸子的天论和《圣经》中的上帝观。
第一节 中国先秦诸子的“天”论
一、孔子的天命观
春秋时期，像朝聘、会盟和征伐等外交、军事活动，本来无一不与宗教活动有着密切联系。但孔子修《春秋》时，却从这些神秘的氛围中超越出来，专从人事的角度去记载这些事情。白寿彝先生指出，“像这样把历史跟神话和宗教分开，这是《春秋经》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它进步的地方。”[1]另外，《春秋》尽管记录了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异，例如日食、地震、雷鸣，星异（如陨星、慧星之类）、陨石、山崩、大雨雪、火灾、大水、不雨、大旱、螽（蝗虫）、螟（蛾幼虫）、多麋（麋毁农田作物）、蜚（一种食稻害虫）、蜮（一种食苗叶的害虫）、霜、无麦（麦无收成）、饥（饥荒）等等，对这些怪异现象，《春秋》只是如实记录，而且尽可能记载具体发生的时间（年、时、月、日）。这是一种很谨慎的态度，符合所谓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思想性格。所以，在《春秋》中找不到关于天人感应问题的论述。这颇能表明孔子的灾异观。事实上，《春秋》的思想旨意在于所谓“《春秋》以道名分”（《庄子·天下》）。孔子用一定的“名分”标准来衡量是非、褒贬人物，通过“微言大义”来表达“拨乱世，反诸正”（《公羊传·哀公十四年》）的心愿，以实现“大一统”（《公羊传·隐公元年》）的政治目的。[2] 但需要注意，孔子修《春秋》不讲天意，并不表示他完全不信天意或天命。正如刘家和先生所说的，“他（指孔子——引者注）的原则是不离开人事而单独地谈天道。”[3]孔子把天命纳入人事之中，把礼义伦常当作天理或天命，所谓“夫礼，先王承天之道，以治民之情。”（《礼记·礼运》引孔子语）所以可以说，《春秋》所蕴涵的“名分”思想本身就体现了天道。这体现了孔子所开创的儒家那种“人能弘道”、“人道即天道”的思想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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