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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史：境况、描述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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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现状不满足感的增加，试图改变它的期望也变得强烈了。
这首先促使我们清醒地反思中国思想史这门专业所处的实际境况。我愿意列出一部分也许是属于整体性的问题。
第一，作为专业分类中的一门专业，在一般所说的历史学范畴中，中国思想史似乎处于一种难以“界定”的位置上。特别是它的“对象”和“范围”模糊不清，有时它广泛得使人觉得它可以无所不包，但有时它又狭隘得使人感到它的内容过于贫乏。如广义的中国思想史要求我们思考前人所留下的各种思考，建构起范围广大的整体性的中国思想史体系；但经过学科建制的细致分类，“中国思想史”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科学技术思想史”、“中国哲学思想史”、“中国宗教思想史”、“中国伦理思想史”、“中国美学思想史”等一系列的分化中它似乎又被分解掉了。这样，我们感到困惑的不仅是我们如何建立起一个“整体性”的中国思想史，而且是我们从事这种建构工作具有何种“正当性”基础。
第二，“引导”我们观察中国思想史的“有效范式”贫困、“问题意识”薄弱。20世纪以来我们主要运用外来的“西方范式”来观察中国思想史，这种以思想的“可比较性”和“可公度性”为基基础的思考中国思想的方式，“原则上”并没有完全“失效”，虽然现在有人试图要求一劳永逸地抛弃这种方式。但这种因噎废食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需要日益扩展的趋势中却显得更加不明智。毫无疑问，忽略中国思想史的复杂性和它的特征而一味进行“化约”和“规制”的粗暴行为必须检讨和停止。在范式的运用中，我们必须时时谨慎小心。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和理解范式的意义，以使思想史的内容与所运用的范式之间形成真正的共鸣。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所运用的范式是被“谁”和在“哪里”提出，而在于你把它运用到你的“对象”上是否有效，就像你买来的衣服是否合身一样。直到现在，人们还为无以立足于中国自身经验和理性而进行系统的理论和学说创建而焦虑，更别说为我们提供研究中国思想史所需要的有效“范式”了。如果姑且接受并不令人满意的中国学术“本土化”的提法，那么我不认为在“自创”和“自制”学说之外还有别的什么“根本性”方法。与有效“范式”的缺乏相联，我们的“问题意识”非常薄弱。我们缺乏充分的想像力和敏锐的思维力，不能展现出中国思想史的丰富性和无限活力。一方面，我们常常在老问题上就地打转，陷入到惊人的低层次重复中；另一方面，我们常常不能发现新的问题和领域，导致惊人的历史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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