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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思想激荡与交融的壮丽历史画卷——“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丛书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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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源自古希腊，最早的哲人产于小亚细亚半岛的伊奥尼亚，自此哲思的幽灵环旋于爱琴海、地中海周岸而大盛于雅典城邦。先有亚历山大的军事征服和文化扩张，将希腊思想带到了近东；后有罗马帝国的大融合，希腊哲学进一步传播到拉丁语地区，衍生出所谓罗马哲学。基督教兴起之后，古希腊思想“比附”和“贴近”希伯来宗教，成为神学的附庸；幸好有一支流亡到叙利亚，得以保存了希腊哲学之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后经过阿拉伯学者的翻译和评注，古希腊哲学的精华方能够存世和流传；又于数百年之后“反哺”到欧洲，成为西方走出中世纪黑暗而迈入近代化曙色的理性先导和关键性因素。宗教改革之后，耶稣会士越洋东来，在传播基督福音的同时，也曾带来了一些西方哲学的知识，可惜播撒有限，加之礼仪之争后的禁教，这一轮的“东渐”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西方哲学之有效的大规模东传，显然是19世纪后期的事情。当此时，中华帝国已是千疮百孔、风雨飘摇，步入垂老之态。传统儒家思想在内部的批判性力量和外来冲击的双重打击下，日渐失去了往日的辉光。章太炎等提振子学，“激而诋孔”，夷孔子于诸子之列，化经学于“国故”之中。康有为等“轻古经而重时政”，大力引入西学西术，彻底颠覆了儒家的经学系统。晚清今文、古文大师，一手推倒经学旧厦，一手援引西学新知，为西方思想的“昂首”东进铺就了前路。正是在内部容纳的条件大体已定和普遍的“除旧布新”的热切渴望之中，西方哲学的“东渐”才汹涌如潮、势不可遏、蔚成大观。维新派和革命派纷纷创设译书局，翻译了大量的西方著作；又主办许多报章杂志，广泛地传播新知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康有为的《诸天讲》等，引进和介绍了进化论与星云假说；严复、梁启超、章太炎、马君武等大力译介和宣传民主自由思想，推广新知识论和新社会观；王国维对德国哲人情有独钟，花大力气来举荐叔本华等人的唯意志论；朱执信初步介绍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德意志社会主义革命家”的学说。正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这股强劲风潮，掀开了西方哲学大规模传入我国的序幕，为一百年来西方哲学的引进、调适和融会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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