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摹仿的迷误：现代性的浪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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摹仿的欲望
七情六欲只通过间接方式、只通过想象影响我们，而想象早已用体面得多的中间动机替换掉了原始动机。[1]
——《追忆似水年华》
勒内·基拉尔[2](Nené Girard)以文学批评开启了他后来一系列涉及人类学、心理学及宗教哲学的研究。他择取他称之为伟大小说家（对应于他所谓“浪漫主义作家”）[3]的诸如但丁（Dante）、莎士比亚（Shakespeare）、塞万提斯(Cervantes)、福楼拜(Flaubert)、斯丹达尔(Stendhal)、普鲁斯特(Proust)、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i)、加缪(Camus)等和他们的作品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小说文本的细读分析，在作品人物的意识深层发现了一种“三角欲望”（triangular desire），突出了在通常的主客体欲望模式中被抹去的“介体”(mediation)的重要性。在基拉尔看来，与其说我们欲望的是客体，不如说我们欲望的是介体。因为欲望不同于需求，并非直线性地指向客体，而更多的是对他者欲望的摹仿（mimesis, imitation）。籍此出发，基拉尔构建起一个以“摹仿”、“介体”概念为核心的欲望分析模式；并通过分析伟大小说家对于人性和社会真实的洞察，将文学和社会历史政治的研究连接起来，把“摹仿的欲望”（mimetic desire）理论推衍至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对各种历史状态下的“浪漫主义”态度，尤其对根基于现代民主政治的“浪漫化”进行了精彩的论述与批判，从而使其研究上升到一个哲学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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