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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德勒兹、福柯：身体和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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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的身体讨论都将笛卡儿作为批判的起点。在笛卡儿那里，身体和精神是两分的，身体代表着感性、偶然性、不确定性、错觉和虚幻的一面；精神则意指着理性、稳定性、确切性、真理。在理性和我思至上的笛卡儿那里，身体，因为它的非理性和偶然性，被笛卡儿置于一个无关紧要的位置，自此以后，身体陷入了哲学的漫漫黑夜。同样，在基督教神学那里，身体多少是个罪恶的渊薮，禁欲资本主义利用了这种意识形态，将身体中的狂野能量严格限定在夫妻隐秘的生育床第之间。身体，只能作为生殖机器。欲望和快感，作为身体的力和能量，应该无条件地储存和藏匿起来，身体应该调动起它们的全部物质性，将它们聚拢、集结，最终作为生产的工具机器而爆发。韦伯和福柯已经向我们表明，资本主义精神和现代性是怎样居心叵测地利用身体的，身体是怎样变成既有用又驯服的生产工具的。
身体在道德领域中是罪恶，在真理领域中是错觉，在生产领域中是机器。这一切都将身体局限于生产性的劳作中，身体只有在劳作时才能醒目地存在，也就是说，身体只能作为一种工具性机器而存在：要么是生产性工具，要么是生殖性工具。为了维持这种机器的高速而有效的生产，现代性和资本主义既利用理性制度，也利用道德伦理来控制身体。这，正是尼采面临的身体局面：身体总是从属的、次等的、轻微的、卑琐的，在哲学中，它是不堪入目的。现在，身体已经忍受够了，一切从尼采这里开始，身体从历史的屈辱阴影中走出来，它获得了自身的光亮，既醒目地驻扎在各式各样的眼光中，又照耀着各式各样的事件，成为光源、尺度、标准和出发点。事物的谱系不再藏匿于某个神秘的但又是可以穿透的种子深处，而是刻写在身体的表层。是的，一切以身体为准绳，身体既操纵着历史，也主宰着哲学。我们看到，在尼采和福柯探讨历史的谱系学中，身体占据着一个醒目的支配性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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