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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扩展秩序”思想初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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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论丛》上发表了“哈耶克扩展秩序思想”的“初论”。写完“上篇” 和“中篇”就意识到所谓“下篇”必须自成一体。这里提供的“下篇”就只好当成一本书的“提纲”来看待了。发展一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哲学，这可说是哈耶克后半生著述的重心所在。自罗尔斯《正义论》行世以来，道德哲学的主流渐渐演变为关于“平等”的哲学。这正是哈耶克一直(在70年代初写《法、立法与自由》时就反复表示)担心的事情。在哈耶克(以及个“保守的自由主义”传统)看来，“自由”是价值，“平等”只是从属性的手段，或者在价值体系中“次一级的价值”。我们关心“平等’’问题，仅当我们探讨维护自由的“秩序”时才有意义。但是从发生学(或“逻各斯”，或事物发展的辩证法)眼光看，当我们关心“秩序’中的“自由’’时，我们不得不面对自由与秩序之间的“紧张关系”。哈耶克对待“道德传统”的态度，在布坎南看来是包含了内在矛盾的。在我看来这内在于哈耶克体系的矛盾“不得不”发展出罗尔斯的体系。罗尔斯和哈耶克都声称“承继着康德哲学”。我们知道，康德道德哲学已经包含了这种在“普遍渔场致原则”与“生活世界特殊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哈耶克那一侧，所强调的是创造性的个体对传统道德秩序的“附着性”（conformity)。在罗尔斯那一侧，所强调的则是改造传统秩序以利于个体创造性的开发 陡年以来，我总是试图将这一紧张关系转换成“主体”与“主体间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来讨论。这一转换包含着对“知”与“行”之间关系的重视，更确切地说，是对“由知到行”这一道德哲学主流的重视，因此隐涵着对休漠“理性是激情的奴隶”经验论传统的偏离。这样一种偏离不得不借助于欧陆哲学传统对理性的论述。因此就有了所谓“打通”西方两大哲学传统的看法。但是这样的“打通”早就被例如哈贝玛斯实行过了，所以在我关于“均衡”的论述中又难免表现出与哈贝玛斯的“社会交往理论”颇为近似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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