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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与世界观：一个德国人眼中的海德格尔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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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这一文本最初是作为维克多·法里亚斯的《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①]（1988 年）一书的德文版序言而写就的。我相信单独出版这一文本有充分理由，因为这一普遍问题的某些方面在以前的讨论中依然没有得到充分的辨析。后人的道德判断，尤其是海德格尔1945 年之后的行为比他在纳粹期间的政治实践更强烈地引起的道德判断，不应该模糊我们关于他的哲学著作的实质内容的看法。但就像几乎无法取消人与其著作之间的合法区别一样，同样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从哲学的本质来说，由于来自于我们德国人称之为世界观（一种意识形态气息的世界观）的因素侵扰，是否著作自身可能受到影响——若是受到了影响，那么在何种程度上受到了影响。通过法里亚斯和胡果·奥托的历史调查研究，这一问题呈现了一个更为清晰的形式。但是这一问题仅仅依靠历史的方法是不可能解决的。
一
在他杰出的海德格尔著作的批判书目中，温弗里德·弗兰茨是用这样的词来介绍“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这一部分的：“同时，在联邦共和国也出现了一个完整系列的关于‘海德格尔事件’的相关讨论；……然而，在德国，尤其是在海德格尔学派自身的‘阵营’中，仍然没有出现一个真正公开且不受到阻碍的讨论”。那是在1976 年。[1]自从那时之后，情形已经有了改变。其中于1983 年出版的海德格尔笔记触发了讨论，在这些笔记中，海德格尔从1945 年的观点出发来辩白其在 1933 — 34 年的政治行为。（海德格尔作为弗莱堡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的 校长致辞 的重印本也包括在这些笔记里面。）[2]最为重要的是，弗莱堡的历史学家胡果·奥托[3]以及与海德格尔有数十年交往的哲学家奥托·玻格勒[4]的工作所揭示的新事实，比如卡尔·洛维特关于他与海德格尔在罗马会面的记录（1940 年记下的）。[5]另外，正在出版的海德格尔著作全集的完全版使他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演讲和著作变得清晰，而这些著作本身依然没有以它们完全的形式出版。[6]然而，最终它需要一个在柏林执教的智利教授努力所作出的、一本在德国可以见到的海德格尔政治传记——不过这是通过它的法文译本，或者依靠它的西班牙原文。这种通过一个外国人观点的迂回道路，可能对弗兰茨记录的在德国出现的难懂狭隘的讨论提供了一个最为适当的回应；从当前德国的背景出发的法里亚斯的著作所产生的距离感（这一距离感最终也必须要为自己辩解），可以证明我把这两方面联系起来的尝试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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