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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骄傲的反抗积极生活：阿伦特和存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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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周年，又适逢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诞生100周年。战后初期许多欧洲人都不相信美国人能真正体会与欧洲苦难经历有密切联系的存在主义。二次大战期间,美国和欧洲之间的文化联系几乎完全中断。四十年代末任美国《党人评论》(Partisan Review)副主编的贝瑞特(William Barrett)在回忆中说，当时美国人知道欧洲发生的军事、政治大事,但并不了解“欧洲人在法西斯占领下如何生活,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是否偷偷在写一些值得阅读的东西?是不是有什么绘画作品在变成一种新艺术风格?这场可怕的战争是不是造就了什么新意识或者新运动?”战争结束后,美国和欧洲之间的交流渠道重新打通了,双方都充满了好奇和新鲜感。当时美国知识界对欧洲的了解还停留在战前“现代主义”和“前卫派”的水平。海明威那一代人熟悉的二十年代巴黎仍然是美国人心目中的欧洲文化象征。战后的美国文化人又把眼光投向了巴黎。贝瑞特写道，,“我们期待历史的重演,一次大战后发生的,二次大战后也会发生。当时发生的事情也确实象历史没有让我们失望。从巴黎确实传来了新运动的‘热烈消息’,那就是存在主义,它的代言人就是一位叫做让-保罗.萨特的法国青年。但是，谁也不知道‘存在主义’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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