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近来欧洲哲学思想中的政治关注
|
| |
对于哲学家来说，关注政治并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的政治学家趋向于忽视这么一点，即大多数政治哲学在哲学家们对城邦和整个人类事务领域消极的、有时甚至是敌对的态度中有其根源。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在那些世纪里最为丰富的政治哲学最少得到哲学地思考，因为自我保护和对专业兴趣的彻底维护一样，常常阻止了哲学家们对政治的关注。开始这一政治思想传统的事件是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处死，它造成了哲学家对城邦的谴责。纠缠着柏拉图，并且一直作为最初的政治哲学而给出了许多答案的这些问题是：哲学如何保护自己并从人类事务中解放出来？什么是哲学活动的最好条件（最好的政府形式）？尽管答案各种各样，但他们都趋向于同意以下几点：和平是共和国最高的善，内战是所有罪恶中最糟糕的恶，永恒是判断政府形式的最好标准。换句话说，哲学家们几乎一致同意的政治领域是这样一种事务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中，行动，正确地说（比如说，不是法律的执行，不是规则的运用，也不是任何别的管理活动，而是开始一些其结果无法预测的新事情），要么是多余的，要么只是少数人的特权。因此，传统政治哲学趋向于从人类动物必须跟其他人一起生活这一必然性中得出人类生活的政治方面，而不是从人类的行动能力中得出人类生活的政治方面，它趋向于得出这样的一个理论：关于最能适合复数性这一不合时宜的人类境况的需要的条件，以及至少最能让哲学家不受到它干扰地生活的条件。在现时代，我们几乎听不到这样一种古老的探求了。尼采直截了当地说，在他之前的大多数哲学家小心地隐藏在群众中，也就是说，政治应该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安排，即平庸的心智对它感到满足，同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时时意识到它。1人们趋向于认为就是在这个时候，这种探求消失了。
|
|
|
|
|
|
|
|
|
| 广告载入中... |
| 广告载入中... |
| 广告载入中... |
|
|
|
|
|
教育论文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