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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北京图书馆——“反右”后我在北图七年研读现代西方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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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退出社会
2、走进北图
3、遍览社科
4、外语工具
5、笃志进学
6、现代西哲
7、饥饿年代
8、安危之间
9、北图关闭
10、重进北图
我与北图，实际上，当然并无任何关系。但从1959到1966期间，它曾成为我“反右”后逃离大学和逃离社会的“避风港”；成为我当时唯一的精神寄托之所；也成为我从封闭中国眺望世界的一扇窗口。
1、退出社会
1959年初，我终于成功地以“专业不合”名义办好了从天津大学土建系退学的手续，自行返回北京家中。父亲虽不满意，但并未说一句责备或抱怨的话，只是决定将我的月费从25元减为20元。这就是说父亲接受了我的生活选择。我自反右以来朝思暮想的避世自修计划可以实行了。对于二十出头的我来说，并没有想到也许还有另一种可能：在当时社会氛围下父亲完全有理由拒绝接受我的自行其事。在当时“反右”、“大跃进”和随后到来的“三年自然灾害”的社会巨变过程中，不久前因香港报纸刊登其“右派言论”而颇感压力的父亲，完全有正当理由阻止我的“不识时务”和一意孤行。父亲是一个不好争辩、不喜解释、性情温和的人。在由津返京的火车上我准备好一整套理由来说服父亲同情和同意我的决定，不想如此重大的人生抉择问题，到头来就这样容易地解决了。于是，回京后的第二天我即去附近文津街北图办好了普通市民阅览证。对我来说，天下虽无边，人生虽久远，当下生存中却只有一事急办：进入北京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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